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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还未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在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是一个基层组织，社员集体劳动靠挣工分分享集体劳动成果，条件好的地区家庭出工人员多的户年终就分得多，生活条件相对就好，但这只是少数地区，对于中国大部份地区来说条件相对恶劣，社员在一年中辛勤劳动后能把一家人肚子保持不饿都是一种奢望。你们看过莫言写的小说没有，他讲道，他们饿极了就试着吃过煤炭，老师看见了也很无奈。皮定均将军在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时下基层曾经路过一农户家，见到男主人，问你家其她人呢？当皮定均将军推开屋门只见床上男主人的妻子女儿好几个用一床破被遮挡住下身，大白天因为没用多余的衣服裤子不能见人。皮定均将军眼睛湿润了，对陪同的地委书纪说道，新中国解放了这么多年而我们的人民还这样穷困，你这个地委书干啥去了！莫言知所以是莫言并获得诺贝尔奖，这与他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用他那大众爱听的语言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揭露人心的善恶美，的确有担当。如果要想了解改革开放前生产队社员的生活就多看看莫言的书吧
生产队时，我当过二十年农民。那时的农民，早上有早班，早饭后出工是正班。农忙时中午会加午班，下午出工是正班。晚上天黑了收工（下班），农忙时还会加夜班。所有正班加班，全凭工分计。一年下来，一个强劳动力有二十元左右的收入。劳动力少，老小多的家庭，基本上是超支户（出力比收入少）。无论劳力强弱，收入多少，基本上是出啥吃啥，且必须节约，否则接不上下季。由于彼此彼此，大家无忌妒，无抱怨，反而笑声朗朗，其乐无穷。
我的老家是著名的渔米之乡，湖南省衡南县，但在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农村亲人每天工分8分钱，丰年时每人分稻谷三四百斤，歉年只有一二百年稻谷，还包括5斤紅薯充一斤稻谷，年底分红时，很多家庭，一年到头不但没有分红，反而倒欠队里不少钱，我父母在衡阳市工作，一到亲戚缺粮，生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伯舅姨，二三十余位亲戚轮换到我家来渡饥荒或治病，致使我家在城里也困苦异常，每次农村亲戚到家，母亲取出一张肉票，叫我到菜场去割二两肉，吃饭前，母亲把我们兄弟三人偷偷叫到外面交待，农村亲戚太可怜，肉菜要让给亲戚吃，兩个弟弟那时只有五六岁，吃饭时含着眼泪眼巴巴望着那点肉不去动筷子。只有到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责任制，分田到户，推广袁隆平杂交水稻，第一年就不饿肚子了，乡亲偶尔到家里来，还帶了不少鸡蛋，红薯干，父母脸上的愁容也消散了。谢天谢地，现在政策好了，生活富裕了，老母亲快九十了还健在，真是辛苦他们老一辈人了。
实话实说，生产队时期，农民的劳动是被动的，由生产队长统一管理，敲钟集合，到地里先抽地头烟，然后开始劳动，干到地头等齐了，接着干，大约一个多小时歇头盼大概15分钟，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也都卖力，当时没有化肥，有机肥也不多，有时挖池塘的河泥做底肥，在没有水浇地的地方，由于天干，小麦稀疏，长的30-40公分高，亩产30-50斤，真是可怜，到1978年，包产到户，粮食大丰收，农民的粮食仓里开始有了粮食，此后粮票悄悄的退出了市场，城里职工压力也小了。举个例子，1976年，我有3个小孩，怕粮食不够吃，曾托南方的同学帮助买粮票，到1978年，粮票没有了，慢慢城市供应的粮本也不要了，这些，也没有人通知，也没有下文件，觉得好笑。究竟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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